1929年6月22日,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“七大”上，毛泽东在改选前委时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。自此，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，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去指导地方工作。与毛泽东持同一观点的谭震林、江华、蔡协民、贺子珍等人也离开红四军相继前往。

　　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德军长曾找过我，问我的观点如何。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点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，回答说：

　　“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，大革命时，党在人民群众中，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。”

　　这样，在红四军党的“七大”后，我被划到毛泽东那一边去了。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，也就跟着毛泽东去了闽西。

　　在我们到闽西之前，已有中共闽西临时特委，但不很健全。我们去了之后，闽西革命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，正式成立了特委，邓子恢仍任特委书记，蔡协民任组织部部长，江华任秘书长，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，张鼎丞负责政权工作。在毛泽东建议下，我被任命为闽西团特委书记。

　　由于红四军的入闽，有力地促进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发展，加上特委领导力量充实后，各项工作得到迅速加强，团的工作也发展相当快。

　　红军所到之处，儿童团、少先队很快建立起来。接着，龙岩、永定、上杭、汀州等县相继建立了团县委。

　　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，广大青少年踊跃投身革命。儿童团承担了站岗、放哨的任务，年纪稍大点的就参加少年先锋队，参加斗地主、打土豪、分粮食浮财、烧地契等斗争；同时还协助大人们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，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
　　那时，闽西地方偏僻，封建势力猖獗，老百姓受封建影响深重，年轻人受旧礼教的压迫严重。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、反旧礼教，主张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。

　　一些深受主人欺辱、受公婆虐待的丫头、童养媳，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，纷纷起来反抗，投身革命。

　　对于那些巫婆、神汉、相命、算卦、跳大神的，还有虐待童养媳、婢女、丫头的，少年先锋队就组织青少年斗争他们。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，少年先锋队在全区普遍建立，而且逐步向军事化发展。永定、上杭县率先成立了“少年师”，以村为小队，区为中队，县为大队的建制来建立。只要特委一声令下，就能迅速聚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。

　　当主力红军开拔之后，少年先锋队也拿起武器，担负起保卫红色政权的任务。那时他们没有枪，只有鸟铳、梭镖和大刀，但是他们很勇敢。当地方反动势力乘红军不在卷土重来时，少年先锋队就配合赤卫队进行顽强的抵抗，有时还能缴获到一些武器。

　　在当时的闽西，“少年师”具有相当的影响。后来谭震林把少年师编入了第四纵队，少年师番号因此取消。他们参加了正规红军，踏上了长征的道路。

　　但是不可避免的是，年轻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。儿童团和少年队曾经到寺庙里砸菩萨、赶走和尚，把祠堂中祖宗的神位打碎，甚至发展到连祖坟的墓碑也挖掉，对虐待童养媳的家人进行体罚，捆绑游街示众等，造成个别地方老人、父母同年轻人、儿女发生尖锐矛盾，甚至打起架来。

　　团特委获悉后，赶忙召开会议，宣布我们既要反对封建旧礼教，但又要尊重一些传统的东西，如祠堂的牌位、寺庙里的菩萨、坟上的墓碑，无碍革命斗争大局，用不着砸掉，否则不得人心。

　　针对一些童养媳解放了以后，对公婆等人进行报复的行为，我们也进行了教育，要她们尊重老人。

　　在红四军两次入闽的鼓舞和推动下，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迅速。

　　红军解放了龙岩、永定县城，建立了革命委员会。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，广泛发动群众，建立地方武装，开展了分田运动，并很快将长汀、上杭、永定、龙岩、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。

　　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亲自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，并亲笔起草了一批文件，帮助闽西苏区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。

　　当时闽西特委机关设在龙岩与上杭交界的苏家坡，毛泽东、邓子恢都住在那里，毛泽东有时也到蛟洋一带指导工作,但大部分时间在苏家坡。

　　重视调查研究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是毛泽东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。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，现在到了地方工作，时间较多，毛泽东更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，思考重要问题。

　　记得在苏家坡，毛泽东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。每次邀请人数不多，只七八个人，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商人、小贩，有贫雇农、中农，有老人、年轻人和妇女。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。

　　毛泽东主持这样的座谈会、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，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，像是在唠家常，有说有笑的。

　　毛泽东给大伙提的问题，都是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，切合实际。大家见他这样平易近人，没有一点架子，也就无拘无束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。有时他们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些问题，毛泽东谈笑风生、旁征博引，能讲出许多道道来且通俗易懂。

　　毛泽东主持的几次座谈会，我都在边上旁听，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、挂黑板、倒开水等杂务。但就是不要我记录，毛泽东每次都是亲自记录，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。

　　毛泽东很喜欢同群众接触，同三教九流交朋友。记得刚打下长汀城时，他就邀请过佃农、裁缝工人、老教书先生、老衙役、钱粮师爷、流氓头子6种人来参加调查会，从各个侧面深入了解汀州的社会经济、政治状况。

　　后来还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，了解汀州的工业、手工业状况，了解社情民意。

　　1929年8月，为了粉碎敌三省“会剿”计划，红四军前委作出分兵决定，由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，到与广东交界的梅县、蕉岭一带游击，在外线打击敌人；毛泽东率领两个纵队留在闽西，骚扰敌人，分兵发动群众。

　　毛泽东这时不在苏家坡，而是到永定的虎岗一带，一方面指导地方工作，一方面做些调查研究工作。部队留下两个连队也在虎岗一带活动，保护毛泽东。

　　大概是9月份下旬，红四军主力部队从梅县、蕉岭回师闽西，一举攻克上杭县城。

　　听到这一消息后，我们几个人迅速收拾文件和行李，连夜从苏家坡翻山越岭赶路。在打下上杭的第三天，我们抵达县城。

　　一两天后，毛泽东也被担架抬着到了上杭。原来他在永定虎岗一带活动时不知得了什么病,全身浮肿蜡黄，肚子胀，看起来病得相当重。

　　在上杭，毛泽东和我们住在一起。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，毛泽东、邓子恢和我们都住在楼上。

　　当时部队里没有医生，我们从上杭街上一个西药铺里请来医生。他看过之后说：“得的是疟疾，又泻又烧，持续不愈，时间一长，体质逐渐虚弱，因此身上便出现浮肿。”

　　他给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，说是特效药，吃了很快就会好的。另外，他要我们给毛泽东增加营养。要一天吃一只鸡，再用两斤牛肉来熬汤喝，可以少吃肉，主要是喝汤。

　　当时驻扎上杭县城的红四军军纪严明，买卖公平，执行党的商业政策。因此商民安居乐业,商贸繁荣，鸡和牛肉都很容易买到，也很便宜。

　　我们专门为毛泽东请了个男厨师，每天为他炖一只鸡，烧两斤牛肉，烧得烂烂的，每顿饭都喝一碗牛肉汤。20天以后，在我们的悉心照顾下，毛泽东的病痊愈，身上的浮肿也消失了。

　　在毛泽东治病期间，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“八大”，因为那时我已到地方工作，没参加这个会。会后红军主力又到其他地方去了，我们只好撤出上杭，回到苏家坡。

　　身体已完全恢复后的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走回苏家坡。毛泽东边说边迈着缓缓的大步，一副游哉悠哉的样子，而我们都要一溜小跑地跟在旁边。当时我们这群年轻人最爱跟着毛泽东行军，听他讲笑话，摆“龙门阵”，走一路笑一路。他说：

　　“我现在身体完全好了，吃得也多，拉屎就像牛拉屎，一拉一大堆。”惹得我们笑破了肚皮。

　　在苏家坡，我们住的房子有两层楼，中间有一个天井。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我的对面屋。

　　我看到毛泽东很用功，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本英文书，叫《模范英文读本》，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。虽然他有很重的湖南口音，读得也不很准，听起来令人发笑，但他天天读，每天都在读书看报。

　　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，鼻子常出血。在上杭检查时，医生说是怀孕了。可能是怀孕的缘故，有些烦躁。毛泽东又喜欢开玩笑，开过了头，贺子珍就生气，两个人便吵了起来。吵着吵着，你打我一下，我也打你一下，就这样打起来了。但一会儿，两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。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。

　　在我们驻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和一座小桥。晚饭后，我们经常陪同毛泽东夫妇去那里散步，欣赏暮色中的田园风光和落日的霞晖。

　　小溪里有很多的小鱼，当地群众用油脂多的树柴点了火，用铁丝编的罩子罩着，鱼见了火就聚拢过来。此时用鱼网一捞，就能捞上几条，一个晚上就可以捞上两三斤。

　　有时我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去捞鱼，毛泽东总是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。毛泽东很爱吃鱼，而且特别爱吃鱼头，因此，我们大家也很高兴去干这桩事，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。

　　11月中旬的一天，陈毅突然来找毛泽东，说是接他回红四军。

　　原来，陈毅在红四军党的“七大”上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，会后他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。党中央、周恩来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和口头指示，肯定了毛泽东关于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思想和建军思想，要他们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。

　　当时我们都跟特委一起住在蛟洋。毛泽东准备回部队，可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多月了，不便随军。毛泽东临出发前，找到我交代道：“曾志，我要带队伍去江西，贺子珍怀孕了，无法随我走，她留下来，由你负责照顾她。”我以为“照顾”，就是让我离开工作，专门去护理贺子珍，不由得火了：“我有我的工作，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！”毛泽东也生气了，大声说：“就是要你照顾！”“就是不照顾！”我也大声地回顶。“一定要你照顾！”毛泽东坚持道。我说：“我是党的干部，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，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?”毛泽东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，就缓和下来：“让你照顾她，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，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！”我知道我理解错了，顿感赧颜，我放低声调说：“我跟子珍是好朋友，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，我从来都关心她，照顾她，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，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。”“理解了就好!那就多多拜托了!”

　　在那时，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泽东，却不惧怕他，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还没有变为神，所以我敢妄为与毛泽东吵架！

　　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对毛泽东发火，后来每当我想到此事心中都深感内疚。

　　毛泽东走后，我就和贺子珍住在一起。当时正好蔡协民到厦门向省委汇报工作，我就搬过去和贺子珍睡在一起。

　　毛泽东离开苏家坡后，到了蛟洋、新泉，最后到汀州，与正在那里的红四军会合。毛泽东又重新主持前委的工作。这期间，他开展各项调查研究和摸底工作，起草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，为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工作。

　　由于汀州经常受到国民党部队的骚扰，为了集中精力开好会议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，前委决定离开汀州，到比较偏僻的古田镇。

　　12月底，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古田镇的一个祠堂里召开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古田会议”。

　　那时，我作为闽西团特委书记，应邀列席了这次会议，听了毛泽东的报告。后来由于地方上有事，我就提前走了。

　　在红四军党的“九大”上，毛泽东再次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，并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。会后，他和朱德、陈毅等率领红四军，经宁化、清流、归化，回师江西。